第109章（第3/5页）

婆罗门种姓制。

有无之辩？言意之争？你们魏晋玄谈也太低级了，只能混小孩那一桌；真正的婆罗门不会研究这么浅薄而又实际的东西，人家研究的都是最形而上的形而上，形式逻辑中翘楚的翘楚，人类辩论技术顶峰的顶峰——汉儒的复古论还可以被考古事实打脸；魏晋的玄学还有听懂并理解的可能；天竺的玄妙高论则到了令圈外人恍兮惚兮，一个字都不能理喻的至高境界；这才是完美的大乘赢学，永立于不败之地的心灵操纵术。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穆祺才不能不本能对这种虚无的做派感到厌恶。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套做派的终点是什么——虚空大赢，一赢永赢；因为我赢，所以我赢；我过去赢，现在赢，未来也必然会赢；抛开事实不谈，难道我没有赢？

如今的汉儒搞这种虚空辩论，可能只是怕皇帝打脸后强力翻盘；但虚空辩论搞得越多，儒生们的胆子越大；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些高门士族就绝对是在尝试着用他们的那套“玄学”构建中华版本的种姓制——即所谓“士庶之隔”、“清浊之分；只不过五胡十六国的蛮夷实在是听不懂高妙玄论，本土的陈胜吴广又实在太多；内外交攻毫不留情，杀得士族血流成河，一败涂地，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基于赢学的妙妙种姓制度。

只不过，中华种姓制度的尝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蔓延滋生，制造的祸患也已经不可胜计；秋风起于草末，这样的做派必须严厉打击，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能允许丝毫假借；穆祺将纸塞进了衣袖。

“无论如何，这样的东西不能姑息。我会想办法驳斥这群疯子。”他道：“既然他们谈三代，那就从三代入手，好好驳斥一番——我会逐步释出一些古籍的残本，指正出这些文章的胡说八道，削弱他们的效力。”

只是“削弱”，而非“摧毁”。老登自然立刻听出了不对：

“然后呢？”

穆祺看向老登：“然后就只能看陛下的决断了。”

看什么决断？显然，刘先生愣了一愣，立即就反应了过来。他神色数变，迅速回忆了往日那场匆匆而止，并不算愉快的对谈；时过境迁，他倒是不好再强硬拒绝，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太激进了！”

“也不至于说太激进吧。”穆祺道：“陛下先前不也多次下诏，要为边境的士卒提供识字教育么？如今不过是将教育的规模大大扩张而已，似乎也谈不上什么激进……”

是的，当初穆氏与刘先生纵论古今，提到的唯一可行的、能够从根本上控制住儒家的办法，就是推广教育——或者更准确一点，推广最基础的、启蒙的教育。

如果抛开所谓温情脉脉的面纱，那么意识形态争夺最激烈、最残酷的领域，还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舆论霸权，而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蒙学。舆论场要影响的毕竟是千万形形色色的人——聪明人、蠢货、杠精，效果很难把握；而蒙学面对的，就是纯粹懵懂、三观都还没有建立的幼童，那灌输的效率，当然就高之又高，绝不会有什么反噬。

如果将汉儒的儒学视为一个宗教，那遍布天下的私塾就是它的教堂，私塾的塾师就是它义务的传教士；这些仅仅启蒙的读书人未必懂什么高妙的儒学理论，但他们教授常识之时，同样也在潜移默化的教授儒家那一套价值观。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儒生那套重归三代的复古主义？因为在识字启蒙的《仓颉篇》里，就公开宣扬尧舜禹汤的仁德——换句话说，“三代盛治”的概念，已经成了汉朝人的出场设定，刻入dna中的本能；所以儒家宣扬回到三代，回到上古，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有问题。从小不都是这么学着长大的么？

没有一个人觉得有问题，那就是社会的共识；当社会上下达成共识，那就是强势如汉武帝，亦不可违拗——人毕竟不能抓着头发把自己拎起来；想要对抗共识的只有另一个共识，如果想要与儒家吉列豆蒸，那就绝不能放弃私塾的战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干脆废除私塾，以国家强制的启蒙教育替代；当然，如果真到了这一步，那它就会有一个令人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名字了。

为了击败掌控意识领域的宗教力量，世俗政府不得不强力介入基础教育；为了介入基础教育，就必须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当合理，且合乎逻辑的推论；但也正因为推论完全合乎逻辑，丝毫没有任何可以扭曲的链条，所以不能不引起刘先生莫大的警惕。在现代呆久了见识也多了，见多识广的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一套玩意儿长久发展下去，结局未必是自己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