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第2/3页）

有了基石，有了工具，才有了具体的道德取向、详尽的价值判断，才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最具象、最详细的“价值观”。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抽象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上”，价值观是具体的，所以被称为“形而下”。但无论形上形下，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都是紧密瓜葛，断然不可切割——没有具象的价值观，抽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无法落到实处；没有抽象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摇摇晃晃、难以推敲，根本不能经受思辨的考验。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原始的儒家根本没有回答过形而上的问题；儒家圣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穆祺双手一摊，神色自若：“陛下很熟悉儒家经典吧？那请陛下回答我，经典中反复提到‘天’、‘天道’、‘天命’，那么，圣人们解释过什么是‘天道’、‘天命’么？”

皇帝：…………

皇帝目瞪口呆，两眼发直，默然不语了片刻；而在这片刻的功夫里，他竭尽所能，快速过了一遍自己记忆中的经典——什么是“天道”？《论语》只谈仁爱，好像没有相关内容；《春秋》微言大义，当然不会讨论这样宏大的东西；就连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最接近谈玄论道的《易经》——

皇帝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下意识望向了卫青——长平侯功成名就后延请高士，是踏踏实实学过一遍《礼》、《易》的，换言之，卫将军对易经的了解也不算差，或许可以发现他疏忽的内容。可现在，卫将军也是愕然不语，神色奇特之至……

“不用想了。”穆祺叹息道：“答案就是没有。儒家圣人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得再刻薄一点，他们甚至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

或许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许是过于实用主义，孔子确实不怎么在乎这样玄妙高深、近乎于以空对空的抽象思辨；他更在乎的是具体的道德律条，是现实中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礼制与规矩，仁政道义。“《论语》万言，无一字虚谈”，每一句都是实的，都是具体的，绝不整虚的。

这种完全实用的取向，放在一个政治家或者大学者身上，或许没有什么；但要是作为一门哲学立身的根基，那就会存在巨大的问题——没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没有一切的基石，你的道德是从哪里来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论语》云“仁者爱人”，大家照本宣科，也居之不疑；但如果有杠精非要刨根究底，问一句“为什么‘仁者爱人’”呢？

如果遇到腐儒朽儒，大概会硬顶一句“天经地义”——没有为什么，不许你问；但要是大儒学养深厚，大概会愿意多解释一句：“这是圣人的教诲，我们都要向圣人学习，当然要遵从他的教诲。”

好，那么，“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呢？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到了这一步，问题也不是没法回答，为什么孔子是圣人？因为他是“天之木铎”，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治理人世的大道，所以我们这些凡人都应该向他学习，才能提升自己，明白了吗？

很好，很好，到这里步步相逼，终于可以揭出最后一张大牌了——你说孔子是“天之木铎”，那天是怎么样的？你说孔子从上天那里领悟到了大道，那他是用什么法子领悟的？这样的法子可不可以公开出来，大家都来领悟领悟？

大儒：…………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平日里看着没有二两，但只要在辨经中一上称，那就是一千斤都打不住。事实上，数百年后佛教东传，这种在天竺血肉磨坊里辨经辩出来的完整哲学，仅仅只要一个照面，就把儒家打了个丢盔弃甲、屁滚尿流，以至于在思想领域节节败退，几乎已经守不住老家。

佛教东汉传入，南北朝流布，而至晚唐之时，大儒韩愈环顾四周，已经不是佛塔，就是布施，于是油然生悲，慨叹“道统将亡”——当年孔老夫子率七十二弟子周游，所到之处，贵族国君竭诚欢迎，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怎么短短数百年的功夫，此处竟要沦为儒生的葬身之地了么？

当然，道统还是没有沦亡，儒生也还是守住了高地；但其中的艰辛酸楚，则不可与外人言说——韩愈还只是悲哀道统沦亡，但本质也没有搞清楚儒家为什么会斗不赢佛老；还得是宋儒磕磕绊绊摸索几代人，才发现是底层代码出了问题，上古设定缺失严重，自己必须得给老祖宗填这个天大的漏洞。而整个填补的使命，即概括为张载不朽之“横渠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