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养蚕人

任少白赌赢了。

就在吕鹏因为共党怎么抓也抓不完感到烦躁，而继续刑讯折磨已经被关押的“匪谍”时，在河北解放区，负责情报的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正在组织人破解那串来历不明的电码。

这是1948年6月初，从后人的视角看，此时已经打了两年内战的国共双方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在顾祝同接替陈诚成为国民党的陆军总参谋、白崇禧继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同一时期，共产党军队方面，在阜平县的毛泽东决定让陈毅去中原，他在华野的司令职务由粟裕代理。

老话说，阵前易帅乃兵家大忌。这句话在国共两军的身上，却验证出了不同的结果。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回到任少白急于跟党组织重新恢复联系的当下，他如此冒失地发了那么一则电报，也是因为他不是先知，他所能看到的就是保密局将共产党在国防部原本的秘密部署破坏了。

他迫切地等待着，自己发出的信号能有回应。

连续几天，社会部的译电员们排除了各战区和各城市地下电台正在或曾经使用的密码母本，尝试了常用的解密方法，甚至结合近期南京的情况而“平地起高楼”式地暴力破解，但都未果。

唯一能从密码本身得到的信息是，这个电台肯定是被国民党缴获了。因为如果一切正常，发报者使用的就应该原先的那套密码。因此，这个陌生的密码防的不是他们，而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破译人员。

这时有人提出，有没有可能先确定发报人的身份？

既然是没有见过密码，那么可能是这个人并没有受过他们的发报培训，却急于想要跟他们取得联系。那么，在南京，有此动机，又用了如此曲折的方法，便有两种可能：一是曾经发展过的下线，二是想要投诚的国民党党内人士。

“还有第三种。”有人提出，“这是一个陷阱。”

译电组长思索了一下，说：“不无可能，但在确定之前，我们是要尽力破译，不排除任何一个真的在等待我们回应的可能。”

又过了两天，社会部副部长在对敌机要主任的汇报里看到了这个奇怪的电码，他随即找到后者，让他看自己在汇报上做的批注。机要主任看到在自己所列举的几种可能性上，副部长分别在“下线”和“国民党员”上画了两个圈，又在旁边写道：或许兼而有之？

机要主任立刻反应过来，问道：“是我们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的线人？”

“断了线的人，也算吧。”

“你知道有这么个人？是谁？”

“幺两洞拐——”

副部长话音未落，译电组长忽然火急火燎地推门而出：“主任，那个密码破译出了！”说完才发现，原来房间里不止一人。他连忙立正，想要向副部长敬礼，却见这位被称作“龙潭三杰”之一的老情报人不拘小节地摆了摆手。

“你说的是前几天那个没见过的电报，译出来了？”

“对，那个电报一共九组数字，代表九个字，但前四个字比后五个字少加密了一层，而我们惯性思维了，没想到前四个字本身就是数字。”

听到这里，机要主任和副部长交换了一个眼神，急忙问道：“那结果是什么？”

译电组长说：“一二零七呼叫养蚕人。”

养蚕人这个代号，已经消失很久了。

1944年以前，他在重庆的正中书局任业务专员，在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的掩护下，另一重身份则是直接受中共长江局领导的地下工作者。作为秘密情报官，他的任务之一是招募线人、物色潜在的间谍，甚至培养国民党内可以提供情报的联络人。

一二零七就是被他招募的。

当然，在那个时候，年轻的任少白只是个军校毕业生，还没有给自己取这个没人知道来由的数字代号。

在养蚕人看来，人们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成为间谍。可能是价值观或是意识形态，或是仅仅为了金钱的回报，又或者是受到不同形式的胁迫。

当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联系他，让他去接触军政部一个叫任少白的国民党二代时，养蚕人其实很怀疑。虽说年轻人总是会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但难道仅仅依靠一点对共产党的同情，就能使他转变立场、转换阵营吗？

这种怀疑是很实际的。任少白有着黄埔背景、父亲又是参加过北伐的老国民党人，他自己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困扰，他或许的确在一些场合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但是肯定也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中共地下党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陆军俱乐部的酒会上，养蚕人认识中央党部副官室的人，在对方的引荐下，和包括任少白在内的很多军政人物都打了招呼。一群人在闲聊除了打仗以外的所有事，有人提到了中央大学的学生前一阵在沙坪坝《雷雨》的公演，中途被军统带人打断了，因为话剧中间夹带了强烈的左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