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天使 2011年2月—2013年8月(第22/29页)

很久以后的后来,当他发现,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让女人们空等的时候,才意识到,他那种对每首歌曲与生俱来的忠诚,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分”。

十六岁男孩的生活从此不同了。周一至周五在校园里循规蹈矩,一到周六,他会出现在小城各个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那是他的家乡人们眼界里最豪华的所在,他熟稔地跟乐队成员打招呼——简陋一点的婚礼没有乐队,就跟负责音响设备的师傅寒暄,一边换上婚庆公司老板借给他的、质地粗糙的丝绒面西装。越来越气定神闲,也就越来越相信,此刻的这个自己才是真实的,平日里那个在午后操场上跟伙伴们打篮球的少年,不过是大隐隐于市。

起初一百块一场,接着两百块,再后来一百块一首歌——然后有一天,轮到平时常办婚宴的那家酒店老板嫁女儿,厚厚的一个红包推到他面前:“小伙子,你愿不愿意来我们酒店的西餐吧驻唱?”

高考前夕,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存够了第一年上大学的学费。虽然他已越来越厌倦那个坐在教室里备考的自己,不过他没有真的放弃。他只有这一个机会,远离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唯有远离,才有可能不做芸芸众生——很多出身小城的年轻人都曾有过这样天真的信念。家里知道他出去唱歌赚钱的事,也许最初,父母些微地表示过一点反对,但是……总之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去说服他们,他成绩好,话也很少——或者说,就是因为成绩好,他在这个家里获得了不和父母交谈的权利——他们在他房间里进进出出的时候都无声无息,母亲甚至不敢动手替他收拾书桌,因为有一回,一本很重要的笔记被母亲放到了抽屉里,他发过很大的脾气。他们是一对平凡夫妻,随处可见的那种,沉默、辛勤、逆来顺受的中国人,抱着一种简单的信念:这个孩子脑子聪明,心气儿高,也会读书——还生得体面,所以,他必然能懂得他们夫妻所不能懂的事情。从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一类,非常容易让自己臣服于某种畏惧,自然而然地,开始畏惧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照旧去了西餐吧。那晚没什么客人,他唱的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歌。

直到来了北京,他才明白曾经的自己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当他坐在窗前凝视外面那棵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树,觉得北京是一个遥远而必然灿烂的地方,可当他身处其中,“北京”成了街角人潮凶悍的地铁站,成了学校宿舍楼底下的早点摊,成了一打开窗户就闻得到的某种秋天的气味——他才知道,那个臆想中灿烂的北京,已经不在了。所谓象征着绝对权力的长安街,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红绿灯。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见过高中最后一场篮球赛他投进去的救命的三分球,没有人知道他是那个家住凤鸣路四号院的孩子。他和所有人一样没有了来历,有那么半年左右的时间他觉得似乎失去了张嘴唱歌的能力,走了那么远的路,坚持了那么久,原来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彻底地成为芸芸众生。第一个凛冬降临的时候,他已经旷课快一个月了。他问自己是不是应该打起精神来,从下周一开始,至少去上课。

大学总归是要毕业的,不然,就连凤鸣路也回不去了。

“给我讲讲你自己,你觉得你这个人最值得讲的地方是什么。”坐在关景恒对面的那个制作人静静打量着他,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也许是因为这个,他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有种奇怪的执拗。

关景恒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总之,面前这个人只曾经在电视里见到过,看着他,自然而然地就觉得,不能提起凤鸣路,提了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大三那年的夏天,关景恒没有回家——他终于还是在北京找到了唱歌的地方。餐吧是没有暑假的,他一直唱到大学毕业,后来即使已经在格子间里敲代码,也依然会在周末过来唱。公司年会时,他们部门把他推出去表演节目,他的演唱自然是为部门赢得了最大的红包。微醺的程序员们此起彼伏地为他欢呼,人力资源部那些姑娘们大叫着巨星小关,彩色的碎屑自会场天花板上,如自然灾害那样坠了一地。他站在台上,任由那些碎屑掉在他身上,他想就这样把我埋了也好,他快二十四岁了,如果此生只能在这里做他们“会唱歌的小关”,还是早点死吧。原来,“北京”也不过是一个拥有无数条“凤鸣路”的地方,什么首都,什么紫禁城,都是骗人的。

“我……”他认真地略有窘迫地想了想,“我自己没什么值得讲的。”

“不可能。”制作人宽容地笑了,“你连故事都没有,怎么当明星?”